文化内涵

     步入苗族社会的银饰，一开始便一方面在艺术上受到苗族审美流向的洗礼，另一方面无条件履行无宇文明载体的职责，满足各种民俗功能的依附要求。从明代开始，苗族银饰便已具有区别婚否的功能。

　　 其实，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所有神话意识、图腾崇拜意识、宗教巫术意识及情感意识中的求偶心理和祈求心理在苗族银饰上的物化，原来就早已存在于服饰或者其他的文化载体上，只是通过物化的转移和扩展，在苗族银饰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如银角迄今同它的前身木角梳并存于苗族地区，传递着同样的文化信息。又如银花梳，不过是在木梳之外包上一层薄薄的银片，并附加一些装饰。再如流行于黎平额苗族地区的银羽，历史上当地"苗童末娶者，日罗汉，苗女末嫁者，日观音，皆譬插鸡翱，于二月群聚歌舞，自相择配"。现在那里再也看不到鸡翻，统统由银羽代之，而作为末婚标志的功能则完全沿袭下来。

　　愈是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由于文化表现形式相对受到限制，其服饰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对应性就愈强，所要传递的文化信息就愈多。其包含了人类精神文化的许多内容，涉 及传统文化的大部分领域。

　　蝴蝶是苗族关于人类创生传说中的主角之一。远古时候，蝴蝶在枫树心里产下了十二枚卵，分别孵化出狮、牛、蝶 松等等动物以及人类的祖先姜央，从那以后才有了苗族。在清水江流域，当地苗族称蝴蝶为"妹榜留"，苗语中"妹"为妈 妈，"榜留"为蝴蝶，合为"蝴蝶妈妈"之意。因此，在各地的苗 族银饰中，出现了大量蝴蝶造型，如银蝶替、银蝶吊、银蝶衣片等。在苗族服饰中，还有一种长着人脸的蝴蝶形象，即是用神化的手法表达崇拜心埋。丹寨八寨苗族妇女用青布蒙暑，青布之外的后譬处只插一枚蝶暂，黑白对比强烈，充分表达出她们对蝴蝶妈妈的虞诚。

　古代殷商祟拜玄鸟。《诗经》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玄鸟作为凤凰的原生形态，是今天仍然保留在中华民族文化 中的图腾遗迹。迄今世界上许多民族仍把鸟视为女性的代表，生育的象征，隐含着一种明显的图腾意识。在苗族的祟拜偶像里，也有一个密布天空的飞鸟世界。在黔东南苗族地区，至少有三个苗族分支是直接以鸟命名的。其一日"嘎 滩"，即鸟的宗族;其二日"寨柳"，即鸟嗓的宗族。当地称燕 子为"爸柳"，所以有人认为是燕子的宗族;其三日"代良"，即 山岔鸟或青鸟的宗族。该鸟红嘴赤脚，毛色波青，颈短尾长， 如鸽大小。在当地，燕子、山岔鸟及青鸟皆被视为精灵鸟，禁杀禁食，死则厚葬。台江苗族更是把这种祟拜意识铸迸银饰。反排一带流行的银瓢头排，为鸟羽造型，戴于额前。 传说其祖先迁徒该地，初见谁鸟，惊其美丽，视为神鸟，遂定居并立下不准伤害谁鸟的祖训，后人因而仿谁羽为饰。施洞 一带流行的银凤替，替上凤鸟的原生形态是脊宇鸟，它所表现的深层次的文化含义，与蝴蝶妈妈出自同一个传说，即《苗 族古歌·十二个蛋》。蝴蝶妈妈产蛋后，由脊宇鸟完成孵化，脊宇鸟因此作为创生人类的参与者而被奉为神鸟。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个传说里，枫树、蝶、鸟共同创生了人类，而且 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皆被以不同的形式敬奉。其所呈现出的多元性，对于研究图腾是极为难得的个例。鸟族中的老鹰 被视为挽救人类的神鸟。织金龙场乡苗族传说称洪水滔天后，人类仅有兄妹二人侥幸存活，但他们赖以逃生的木盆在水退时不幸搁浅陡岩，幸亏老鹰将他们叼离险地。至今，该地的婚俗中还保留有"老鹰讨肉"的固定仪式，即由两妇女扮成老鹰，来接受人类对其救命之恩的感激和酬谢。在特定场合中，苗族银饰中的鸟纹羽形也是男性的头部饰物。施洞 "龙船节"时，船上划手所戴的斗签后沿都要插上两根银羽，无疑也是鸟崇拜观念的物化。

　　在贵州剑河苗族心目中，睛蜒的形象非同寻常。姑且不去探究隋蜒是否可被列入图腾范畴，至少人们对它怀着极其虚诚的崇拜意识。传说当地曾遭毒蚊肆虐，村废人稀·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一位名"榜香"的妇女，时年川日岁，毅然化身隋蜒，吃光毒蚊，保住了一方生灵，人类因此繁衍至今。 如今在剑河，"榜香由"的名字会在每一次聚会中被提起，以睛蜒为造型的银耳环悬吊在每一个女性的耳垂上。苗语"榜 香"为人名，"由"即靖蜒。"榜香由"即是戴在苗族妇女耳朵上的女神。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普遍崇拜龙图腾。闻一多先生言: "假如我们承认中国古代有过图腾主义的社会形式，当时图腾民族必然很多，多到不计其数。""视在所谓龙便是因原始 的龙(一种蛇)兼撩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古代几个主要的华夏和夷狄民族差不多都 是龙图腾的民族"。苗族龙在现实民俗中主要是以保护神的身份出现，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有一条龙庇佑着自己的村寨，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苗族节日中的"拉龙迸寨"、"祭桥"、 "龙船节"等等，都是对龙的祭祖，对五谷丰登的希冀。相对而言，出现在苗族服饰上的蛇身人首龙，具有明显的图腾含义。按照当地的解释，这种龙分雌雄，赤面为雄，白脸为雌。其肚腹处被挖空一块作为透视点，内有两个小人。湘西一带的苗族古歌为这种龙纹作了很好的栓释。远古时代，"大地 上啊，开始出现龙身人首的乌基，才有了人首龙身的代基，后来才生保造啊，后来才生闷造冷……儿个代雄苗人繁衍了十二个宗友，几个代雄生息了一百四十八个姓"。这清楚地告诉我们，蛇身人首龙是创生人类的始祖。苗族服饰上的龙纹极多，有牛龙、鱼龙、鸟龙、羊龙、螟松龙、蚕龙、马龙等等，但它们只是原始宗教万物有灵观的反映，而不是图腾意识的物化。

　　在所有动物中，龙是苗族银饰中最常见的形象，造型多为飞腾状，构图多为二龙戏珠。其造型和构图，同主流社会的"汉龙"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或系抄袭而来。

　　苗族信奉原始宗教，崇拜多神，信鬼好巫。其先民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理解及认识，大多数以崇拜祭祖、巫术或宗教观念的形式，沿袭至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宗教巫术意识必须要渗透迸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并从中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

　　 由《万物有灵观"产生的崇拜行为及"生成维护"的施巫 驱邪，共同构筑出苗族社会生活的宗教氛围。崇拜及施 巫，两者在银饰上的反映部很充分。特别是后者，它所造成的特殊的审美意识直接影响到苗族银饰的造型。

　　 苗族崇拜多神，凡奇山怪石，古树扎藤，皆被奉为神低偶像。其中以祖先神力最大。苗族生活中充满各种形式的祭祖活动，他们每饭要捏食祭祖，逢年过节要祭祖，娶亲合苔要祭祖，播种五谷要祭祖，捕获猎物要祭祖，生病遇灾要祭祖，调解纠纷要祭祖。苗族祭祖之祖分为远祖、近祖。远祖往往经过传说的喧染和神化，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神低。而由此产生的崇拜意识又往往反映为服饰上的物化。苗族银角正是这种崇拜意识物化的典型。角冠饰在苗族地区极为常见，有银角冠、木角冠、布角冠等等。角冠饰的原始内涵在多数苗族地区已无从考察，但黔西北大花苗用细竹蔑片编成的唯形角帽，还保留有"虽尤冠"的名称。其服饰配有的吊白、吊须、军旗等吊旗，统称"童尤旗"。黔西北大花苗的这些服饰名称，使我们对苗族大银角源出"崇尤之角"的认识，不再是推断和猜测。有人把它归为牛图腾祟拜的物化，则是值得商榷的。苗族银角只有节日或娶亲合苔等重大场合才穿戴使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它的神圣意义。

　　万物有灵意识的物化，主要是体现在苗族服饰绣绘中。 黔东南苗族服饰上有数十种龙纹，常见的有牛龙、狮龙、象 龙、马龙、羊龙、鸟龙、蛇龙、蚕龙、猪龙、穿山甲龙、虹蛾龙、螟松龙、鱼龙、泥锹龙、膀蟹龙、树龙、花龙等等。施洞苗族对绣 绘对象进行龙化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给它们加上象征龙的花尾巴，二是给它们画上一张或数张人脸，用异化或拟人化的手法来最终实现龙化。

　　 较之有灵观，苗族巫术的特点是功利和实用。正是由于巫术意识的规定和需要，一些苗族银饰才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怪异造型。苗族相信一切锋利之物皆有驱邪功能。云雾山 一带苗族奔丧返家，必于房基左侧置放锋利的锌口、耙齿，多 刺的荆棘及碎磨石等物，认为只有经其驱邪逐晦后，方可迸 刀无虞。摆具苗族流行的二十四锥银头帕，工是巫术生活中 的驱邪物经过变异整形后在服饰领域里的反映。 值得指出的是，为了服从巫术意识的需要，该银帕在造型上几乎无艺术构思及纹样设计可言，与其称之为饰品，还不如说是一件不折不扣的驱邪物。也正是由于重巫术轻艺术的初衷，该银帕绝无雷同的造型，又恰恰形成其独特的臃力。 银饰的驱邪功能十分厂泛。贵州台江苗族有一种恃制的手镀，为银、铜、铁三砷金属丝扭制而成。当地苗族认为铜可驱魔，铁可逐邪，银可法病消灾。大方苗族于途中饮水，必先取手镀浸入水井或山泉而后饮。黄平、台江、丹寨等地苗族银饰上出现的菩萨纹饰，同样都具有庇佑和驱邪的功能。 丹寨苗族妇女的银围腰链更是被视为保命符。这种银围腰链必须由舅舅请人打制，一经戴上，便永不离身。今后或有离异、改嫁，唯此物必须随身带走。银饰的驱邪功能还延伸到另二个世界。丹寨苗族妇女的随葬品中，必须有特制的小号银角、银碗。台江苗族去世，按风俗要在墓穴中洒一点银屑或用银窝陪葬。

　　 苗族地区除个别村寨设有"商大"(土地菩萨)外，没有专门的宗教设施，家中也极少有敬设神宴的，多数的宗教场合是 非经常或非固定的。服饰等所具有的宗教巫术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宗教设施缺乏的一种弥补，使人们能经常地、下意识地发生宗教巫术行为，从心理上感受到由此所产生的平衡和慰籍。

　　 符号学家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全部人类行为由符号的使用所组成，或依赖于符号的作用"。苗族银饰也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符号世界，对外是民族象征的符号，对内是分支区别的符号，对个人是年龄和性别的符号，而最清晰的符号显示则莫过于对婚否的识别。

　　从明代起，苗族银饰即在局部地区具备了识别婚否的功能，如今，这种功能已十分普及。在大多数情况下，银饰主要是用来装饰未婚女性的。在贵州清水江及郡 柳江流域，银饰盛装对主人具有三种含义。其一，表示穿戴者已进入青春期。按习俗规定，未及竿的女孩不能穿戴银饰盛装，亦不能使用成年女性的银饰。进入芦筏场，有着行竿礼的意义。其二，表示穿戴者尚未婚配。苗族女性一旦婚嫁生育后，即要按规定改装。其三，表示穿戴者欲求偶。多数地区的芦肇场，环佩叮当的银饰盛装代表一张通行的入场券，是向围观的后生展示自己的资格证书，否则，再俊俏的姑娘也只能做一名旁观者。

　　许多单件的银饰都是末婚女性的专用饰物，已婚妇女即使拥有也不能使用，如贵州黎千苗族的银羽发替，反排苗族的银瓢头排，黄平苗族的银围腰链，雷山苗族的银角、银花发替，施洞苗族的银扇、银衣等等，举不胜数。

　　剑河苗族流行的女性锁式耳环，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耳环需由母亲在女儿进入青春之日亲手给她戴上，直到女儿出嫁时4亲手取下，换上坠蝶式耳环。当地至今仍流传着关于 锁式耳环的故事。传说一个名叫娘阿瑟的姑娘，聪明美貌，机勇过人。有一次，她独力斩杀瞬精，险些反被其噬，幸得太阳神之子相助，将瞬精杀死，才为当地除掉祸害，两人也因此坠入爱河。临分手时，太阳神之子送给娘阿瑟一对锁式耳环，希望娘阿瑟对爱情忠贞。娘阿瑟则回赠一吊锁项圈，表示不准心上人移情别恋。《释名》日:"穿耳施珠日档(耳环)，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琅挡垂之。今中 国人效之耳。"在此，传说同史籍记载互为印证，耳环的最初创意是为了警示妇女要忠实于爱情。至今，耳环的原始寓意淡化几天，但在剑河苗族的服饰习俗中，却还是婚否的一种标志。

　　银饰在某些地区还是苗族男性的婚否标志。贵州黎平苗族男性喜戴项圈，未婚时戴三件，婚后戴一件。迸入20世纪80年代后，佩戴的圈数有所增加，末婚为五件以上，婚后为三件。

　　银饰同时也是婚姻的符号，多数地区婚否标志主要为佩 戴银饰数量的多少。苗族已婚妇女通常在脱去一身银装后，只保留发替、耳环、手镊等少数几种银饰。但在不少地方，按习俗规定已婚者有自己的专用银饰，未婚者不得佩戴。贵州雷山桃江妇女的已婚标志为一把宽大的银花梳，从江笔和妇女是一支诚形发替，郡匀坝固妇女为插在譬顶的带链银暂，丹寨八寨妇女则为一文精美的蝶替。银饰虽不多，但插在蒙譬青布上分外惹眼。惠水摆金妇女的银替，只有在她们参加 葬仪时才佩戴。已婚妇女的专用银饰除了符号意义，更有其实用性，适应她们婚后改变的发譬的需要。

　　在某些苗族地区的恋俗中，银饰作为规定的示情物或定 情物出现。织金苗族姑娘节日求偶时的暗示标志是一袭彩绣背扇，其上必缀一排银铃吊。姑娘身后的背扇一则展示她心灵手巧，二则暗示她具有生育能力，银饰则表现她家的富有。都匀坝固苗族青年互赠规定的银饰作为定情物，所有后生送给姑娘的定情物都是一只银八宝鞋，而所有的姑娘毫无 例外地都回赠一个银烟盒。

　　作为一种包容性很大的载体，银饰还经常通过纹样的寓 意表达出某种祈愿。笔者曾在施洞征集到一枚鼠替。老鼠向来为人类所厌恶，该替却以踞伏在花丛呻的老鼠为饰。经询问获知，这是出自家有余粮才有老鼠的构思。苗族许多地方的耳环都以催米虫为造型，其构思亦同出一辙。在银衣片上经常出现的鱼纹、葫芦纹，则寓意多籽(子)，表达出对生育的企盼。

　　云南文山苗族流行一种人蕉纹银胸吊饰，形状、大小都 同长命锁相似。不同的是，长命锁表达了一种祈愿，而它却记录了一段传说。相传此女的苗族祖先初到该地，不知是否应该留下来，正值犹豫之时，适见一株芭蕉苗破土而出，转瞬间长成大树，结满果实。惊奇万状的人们感到这是神的指示，遂决定定居于此。根据这一传说，不难推断出该分支的苗族先民曾依靠芭蕉果腹，度过了一次性命做关的饥荒。于是，心存感念的人们便将芭蕉树的形象永久地铸进了他们所佩戴的银饰之中。人蕉纹银胸吊饰体现出苗族银饰的又一种功能作用。

　　由此，苗族银饰在我们的概念中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品，它根植于苗族文化的深土，置身于图腾、宗教巫术、历史、民俗生活的包围，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作为民族的外部标志，它起到维系内部的作用;作为崇拜物，它把同一祖先的子孙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作为巫术器具，它从心理上 给人们提供生活的安全感;作为婚否标志，它给人们的婚恋生活带来良好的秩序;作为愿望的表达，它为人们张开了懂惧之双翼。意识的物化决定了苗族银饰作为传统文化的保守属性，使得它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被淘汰，也不会因现代文明的冲击而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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